▲资料图（图源：视觉中国）
1月22—25日，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年会在瑞士达沃斯举行。本届年会的主题为“全球化4.0：打造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架构”。与以往历次工业革命相比，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指数级而非线性速度展开。对这场可能深刻改变人类历史的革命，人们的认知还远未形成共识，存在诸多分歧和论争。海外网-中国论坛网推出系列解读，以第四次工业革命为切入口，试图从世界秩序、世界经济、世界军事等不同角度，对世界历史变迁中的技术因素进行深入探讨。
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新的历史拐点。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日益突出表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典型特征，一方面人们越来越受益于数据革命所带来的种种生活便利、憧憬着一个更加高度智能化社会的到来；而另一方面又深刻恐惧于数据革命所带来的种种社会变革与不安全感，数据的深度挖掘正在重塑社会结构以及维系这个社会运行的基本价值规则。
历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数据公司和数据科学家正崛起为新的社会精英，全球秩序的变革越来越依赖于数据力量的驱动。放眼未来，数据即生产力、数据即财富、数据即权力，新的国际秩序的生成正在围绕着数据的挖掘、存储、使用和跨界流动而展开。如果说现存国际秩序是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产物，那么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最重要组成部分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应用，恰恰正在解构、颠覆和重塑现存全球秩序。
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集中反映，传统国际秩序的形成主要反映的是核心国家与核心利益集团对全球有限资源的占有、控制、争夺和分配。从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变迁的角度来看，第一次工业革命突出表现为商品和技术的输出，技术的传播造成了亚非拉国家当地传统经济结构的崩溃，这些国家被动卷入了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并逐步沦为资本和技术的附庸。第二次工业革命主要以工业和金融资本的扩张为主旋律，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通过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得以最终形成，世界被按照资本竞争集团划分为大大小小若干个经济和政治势力范围。第三次工业革命主要体现为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世界各国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其实质是各国对生产流程的控制和生产自动化程度的竞争，数字鸿沟的扩大无疑进一步加深了全球经济秩序中的南北差距。总体来说，前三次工业革命主要着眼于物的改造和使用，重在将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规模化提升。
相较于前三次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主要以信息的聚合、传播、使用和分享为特征，初衷是致力于人脑的解放与深入了解人类的自身行为，终极目标是人类思维方式的改变并重塑人作为社会存在的基本价值。就此而言，数据驱动型新经济形态主要着眼于信息的融通、开放和可获得，其价值理念是信息的分享和发展成果的普惠而不是固步于有限资源的控制、垄断和争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将真正迈入万物互联、人机互动的智慧时代，届时人人贡献信息、人人分享信息、人人可以从万物互联和数据释放中获取发展红利。
概言之，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实质是连接与计算，其目标是通过社会系统中的信息聚合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改善生产和流通环节，并最终促进社会福利提升和社会进步。正因如此，第四次工业革命不同于前三次工业革命，它以实现全球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为价值追求，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全球秩序也必将迥异于传统资源控制型秩序，共商、共建和共享或将成为新秩序的代名词。考虑到现代社会的维系和运行越来越朝向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标，未来全球秩序的形成必将以数据使用为基础、以个性化服务竞争为焦点而展开。
具体来说，工业4.0时代的国际秩序或将呈现如下三大变化。
第一，数据公司和数据精英深度介入各国国内政治进程，“数据军团”隐然崛起为全球秩序重塑的幕后新力量。伴随着社会生活网络化和数据化趋势的不断增强，现代政治活动正加速超离传统的街头演说、党派动员和入户调查，日趋演变成一场基于多源数据和复杂算法的新式权力对决，而在这场新技术场景所设定的权力角逐中，数据精英已然取代传统政治力量从幕后走向台前，并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政治操盘手角色。在某种意义上，大数据正在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算法”政治生态，政治活动的大数据时代已然来临。继2012年奥巴马凭借数据分析的惊人力量当选美国首位黑人总统之后，2016年特朗普更是凭借数据公司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的支持逆袭登上总统宝座。在选举结束之后，剑桥分析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前极右派媒体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的执行主席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被任命为唐纳德·特朗普的高级顾问和首席战略家，后来虽被除名，但数据精英影响社会政治进程的历史帷幕已然开启。显而易见，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公司正在全球范围内兜揽生意并试图介入到任何有业务需要的全球各个政治进程，数据分析正在重塑全球政治图景，未来人类政治也必将滑入以数据和算法为中心的新历史阶段。
第二，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应用为特征的新一轮军事革命正在改变人类武装冲突的性质，致命决策的去人类中心化势必会给人类自身的生存带来前所未有之伤害。与传统由人为操作或远程控制的自动化和半自动化武器不同，“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通常被描述为“能够在没有任何人类指令输入或人机互动操作情形下自主选择攻击目标并开火的一种武器平台”，“自主性”是该类武器区别于其他武器的本质属性，其技术特征集中体现为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和战争决策的算法驱动。伴随着各国争相研发、部署和使用此类武器系统，未来战争的“去人类中心化”和“去人类控制化”趋势已然显现。在人工智能技术的驱动下，人类自身的生存从未像今天这样面临自我毁灭之风险，人类的创造物——自主武器系统——正在取代人本身而成为生杀予夺的决策中心，基于机器算法逻辑的自动搜索与自主攻击正在颠覆传统战争理念，未来机器人战争将会拯救更多的士兵生命还是会波及伤害更多的无辜平民，目前已成新军事革命和国际人道主义规范重塑的前瞻性话题。
第三，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正在推进全球深度互联，并将给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理念带来深刻改变。毫无疑问，伴随着社会生活网络化和数据化趋势的进一步增强，未来世界将是一个深度互联、人机一体的高智能化社会，全球看似不相关的各个行为体将拥有复杂的多重关联、他们彼此学习并相互影响，进而产生社会压力和政治规范；即使那些在以前政治观察中经常被忽略或被漠视的弱小行为体，也会因不经意的微小举动如随手拍、点赞或网络发帖而扰动整个系统的平衡和稳定，甚至重建新的社会结构和新的互动模式。就此而言，肇始于人际稀疏关联和低频互动时代的现代治理理念，于当下恰恰忽略和低估了全球数以百万计的各个行为体之间的深广社会联系，更漠视了全球各个行为体同呼吸、共命运的利益共生性和联动性。旧的以集团利益、地区本位主义和国家主义为中心的全球治理理念将难以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治理挑战，新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建立不仅取决于国家政府的主导，也依赖于数以亿计全球各个微观主体的参与。
综上所述，与前三次工业革命执着于人力解放不同，第四次工业革命主要以万物连接和信息计算为使命，重在释放蕴藏于万物互联之中的数据价值，它对全球秩序变迁所带来的不仅是新经济和新政治力量的崛起，同时也裹挟着诸多新问题的产生和新治理理念的创新。
